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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银领 张嘉璈辞职始末       
民国银领 张嘉璈辞职始末
[ 作者:潘晓霞    转贴自:中国经营报    点击数:87    更新时间:2020-07-21    文章录入:admin ]

 

 

19485月,风雨飘摇中的南京政府不得不匆匆改组、翁文灏受命出任行政院长,张嘉璈(张公权)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一代金融奇才黯然退场。

张嘉璈去职之日,正值后来被视为一场闹剧的所谓“金圆券改革”展开的前夜。当时张氏曾感慨道:“今能离职,如释重荷。虽私心忻幸,然瞻望国事前途,忧心如焚。奈何奈何。”花甲之年的他固然是如释重负,但内心也许已意识到,随着国内政局大逆转,自己叱咤银海的一生事业,恐怕是走到尽头了。

 

“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

 

张嘉璈在中国金融界一战成名,还要追溯到三十余年前北洋政府时期著名的“停兑风波”。

1916年,由于袁世凯逆潮流而动,恢复帝制,引起国内严重的政治动荡,触发了官方早期滥发钞票埋下的通货膨胀“地雷”。京沪等大城市突现挤兑风潮,民众争相涌向银行,要把手里的钞票换成银元。北洋政府见势不妙,下令即时停止兑付,这下子整个金融业界和市面彻底炸锅了。

那时候年仅28岁的青年才俊张嘉璈,已经当了两年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他力主拒绝执行“停兑令”,声言一旦停兑,中国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在得到沪上银行同业及多方力量出面支持后,上海分行顶着来自官方及现金储备两方面的巨大压力,继续坚持兑付。张嘉璈后来回忆说:

“我与宋经理汉章接电令后,惶恐万分……随即核算上海分行所存现金准备,计合发出纸币,与活期存款数额,总在六成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之需,应可渡过挤兑及提存风潮。即使不敷兑现与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

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与张嘉璈一样,都是江浙籍金融家,比张年长十多岁。

拒绝“停兑”,说来容易,实际操作中却险象环生。上海分行宣布开放兑付的第一天,恐慌的民众蜂拥而至,银行内的银元现金准备当天即消耗几达八成。好在第二天起人心略见稳定,挤兑者减少到400余人,随后又逐日下降,一场风波,渐渐平息。经此艰难一役,不仅上海分行,整个中国银行在全国民众中也声誉大增。据张嘉璈自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他本人则被提升为中国银行总行副总裁。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19473月,当张嘉璈出任中央银行总裁时,他早已不是上海滩那个意气风发的业界“金童”,而历经战火劫难的中华大地,亦非昔日光景了。

“停兑风波”中奋力维持银行信用的张嘉璈,如今面对的却是银行信用的极度丧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币值不断贬值。抗战结束,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国共内战又打打停停,为勉力支撑政局,南京政府唯有靠大量增发纸币来缓解财政危机,19463月至19472月的一年间,法币的发行数额增加了3.16倍。恶性通货膨胀伴随的是物价无理性暴涨,19472月,仅一个月物价上涨即达60%。到523日,上海米价每石已达法币38万元,3天之后,每石米涨价到48万元法币。

抗战胜利后,张嘉璈曾任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47年年初,蒋介石召回张氏以求重整金融大局,张一度予以婉拒:“全盘经济病况已深,非局部治疗所能救治。更非仅恃一二人之才力所能补救。深虑竭蹶,不能胜任,请予谅察。”但最终经不住蒋的一再敦请,尽管“心中栗栗危惧”,张嘉璈还是撸起袖子,决意临危受命了。

以张嘉璈执着的性格,既然承诺下来,便会竭尽全力。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他立即提出一个金融管理的总方针:“以保持国民经济供需综合平衡为制定政策的目标;以发展经济、健全财政为推行政策的基础;以运用货币功能、管理经济活动为实现政策的手段。”

为此,他主持实行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包括管制外汇、控制物价、平衡财政预算、禁止黄金美钞买卖等。同时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四大城市成立金融管理局,名义上由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双重领导,推荐局长等实权却由中央银行掌握。各地金管局成立后,一度努力尝试整顿当地金融秩序,打击黄金黑市、取缔套汇。

 

“虽竭尽智能,而势难避免”

 

然而,张嘉璈所下的“猛药”成效非常有限。正如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所言,“不管是放任也好,管制也好,在全面内战的情况下,都不可能在财政金融方面取得成果”。

张嘉璈执掌中央银行前的1946年,南京政府年度总预算岁出部分为25249亿多元,决算支出则为55672亿多元,超出原预算数额一倍以上。即使有出售外汇、黄金等项收入,也只能填补支出赤字的一半左右,余下的另一半要靠发钞票解决。所以,张嘉璈任内,通货膨胀实际上更剧烈,物价的上涨速度也更快了。

早在张嘉璈上任刚刚一个月时,他就提出:“每月收支不足,央行与财部各半分任弥补,规定中央银行垫款,应有限度。”但遭时任财政部长俞鸿钧反对:“军费支出,无法拒绝,何能规定中央银行垫款限度?”而蒋介石本人也明确支持俞鸿钧。见此,张嘉璈立马就萌生了辞职之心,感叹道:

“此点实为抑止通货膨胀之关键,亦为我担任央行职务之成败所系,实亦政府基础能否稳固之所系。此一建议,不能施行,美金黑市必日见高涨。人民如何肯以美金来钩公债,对于库券亦必观望不前。……我之发行公债库券计划,将全盘失败,等于一场空梦。诚恐国家恶运,注在今日矣。”

对于陷入内战泥潭的蒋介石而言,确实也很难接受限制军费的“书生之议”。更何况,蒋介石请张嘉璈出山,是要他想办法帮助自己,而不是让自己反过来处处受限。原本指望“金融奇才”能够起死回生的蒋委员长,对张渐渐失去耐心。

出任央行总裁后,张嘉璈曾三上庐山见蒋介石,结果一次不如一次。第一次上庐山,蒋介石承诺支持他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第二次,张要求兼任财政部长,蒋勉强应允;第三次,张提出平衡预算,包括军事支出的一切财政收支要严格按照预算办事。这一次,张嘉璈认为自己退无可退,必须逼迫蒋介石做出让步,限制军费使用。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震怒之下,对张也不再像以往那般客气了。

苦苦支撑5个月后,眼看救危乏术,张嘉璈终于着手写辞呈了。因为他发现:“国库支用月有增加。不特券料(指印刷纸币用的材料)难以应付,而发行已达去年底之四倍。是通货膨胀之一切恶果,虽竭尽智能,而势难避免。”

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那本文开篇所述,张嘉璈当了十四个月中央银行总裁后黯然去职,就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结局了。当日报纸对此有精辟的分析:

“自从一九二八年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以来,央行本质上便感先天不足。以后虽经后天的补养,在名义上和某数种事实上,它是变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银行了。然而在保管全国的准备一点上,做了‘银行的银行’而不能发挥‘银行的银行’底伟力,在代理国库的收付一点上,做了‘政府的银行’而超过了‘政府的银行’底范围。这二个基本上的缺陷,使得中央银行成了跛行的状态,为‘政府的银行’底成分多,为‘银行的银行’底成分少。”

这是从金融业本身的规律来讲。更关键的事实在于,国民党政府在内战军事上的节节失败,会加剧和放大政治、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危机,大气候如此不利,再有本事的能人,也会无力回天。

作者为学术期刊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专治民国金融史,著有《19081937年的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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