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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
[ 作者:徐国进    转贴自:价值中国网    点击数:1511    更新时间:2008-06-11    文章录入:admin ]

 

  我们必须懂得和认清,一个民族国家的文明进步不是来自于任何外在因素的影响、帮助和支持,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永远首先来自民族自身伟大的精神素质和高尚心灵,尤其是政治家们的伟大品格、公平作为和无私奉献精神。中国和中华民族在21世纪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如何培养和造就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品格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发扬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同样,也必须赋予全新的内容。
  在20世纪的百年里,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在寻找自己社会发展的方法方面都失败了。当走到198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后,这个古老的民族才焕发出崭新的活力。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时期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缺乏自觉地培养和造就伟大的民族意识和精神素质的年代。其典型的表现是:政治家提出的各种观点同时代生活进步的要求格格不入,几乎没有产生出全面解释当代中国实质的思想家,整个社会被金钱第一的观念所束缚,企业家集团的形成步履那蔓跚和困难重重。
  人类是地球上面对自然界唯一的具有能动性的生物。因此,文明才是人类的特质。但是,人类文明同样不是一种自发的因素,文明需要在社会运动中培养。社会运动首先体现为人类为了吃穿住等基本的生存需求、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条件下的劳动过程。人类的体力与智力具有不可分割的性质,对于社会文明进步而言,人类智力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和第一属性的力量。
  在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长期原封不动和君师合一的文化控制、政治权力的专制与人民生活的不自由是最后导致20世纪中国历史大断裂的主要原因。
  在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后,由五四运动所开辟,试图为中国人树立起“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但是,五四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由于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位的小农经济基础的生产方式,所以,孔子的“仁”根本没有办法通过国家内部的文化革命而转变为“科学”与“民主”为思维内涵的思想。政治领域的辛亥革命和文化战线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农业文明全面崩溃的结果,同时也为中国开辟了一个以暴力革命为基本形态的世纪。
  在中国20世纪政治形态的变化中,通过辛亥革命实现了政治体制的由家族为基础的皇权专制转型为以党派为基础的政党专制。政党——这个在西方国家本来作为社会民主工具的组织,在中国却成为垄断一切国家权力和社会公共资源的机构。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把阿Q和祥林嫂提供给世人。直到现在,仍然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甚至我们自己身上,见到阿Q和祥林嫂的影子。
  我们可以把政治看作是社会政策和文明理念的竞争活动。一党统治的国家恰恰在于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的竞争的环境和氛围。恶果是:政策成为特权阶层的工具,人类文明的思想观念、价值原则得不到有效的伸张、文化控制成为整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劳动创造的根源。
  开放的政治系统是中华民族形成良好的精神素质的关键。可以说,在20世纪,我们的民族国家没有文明的政治活动,有的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战争以及政党统治下的内乱。政治活动必须成为一种在公平法律条件下的社会政策和价值观念的交锋,在这些政治活动中,让人民群众分清是非曲直并且选择文明的理念与正确的政策,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显然,中国的政治进步有赖于新的政党的产生和全新政党制度的建立。而这恰恰也是共产党的大忌和心腹之患。现在,在台湾的国民党已经成为在野党,而大陆社会依然是共产党的“党天下”。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于是,身为《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便响应号召行动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他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这就是后来举世周知的“党天下”的文章。储安平首先说,“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他又认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他由此得出结论:“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现在看,“大右派”的观点依然是至理名言。
  在1957年之后,当像储安平、梁漱溟、马寅初等这样的知识分子被封口后,中国社会也就逐步沦落为缺乏良知和良心的社会。即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没有能够从文化上和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恢复整个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中国大陆社会的文化专制从1957年“反右”开始。现在,共产党需要为中国全新政党制度建设做必要的法律准备和思想准备。否则,以中国这样的一个缺乏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没有民主传统的民族国家,一旦共产党失去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然存在陷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可能性。
  失去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是可怕的,而权力失去人民监督,是从剥夺人文知识分子的发言权做起点的,从1957年,中国社会就逐步失去了良知,从而也逐步失去社会良心,普通的人民群众也逐步失去了判断正确与错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标准。他们只有跟着强权走,当权力陷入邪恶后,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现实的力量和有效的方法进行抵制,只能听任邪恶权力的胡作非为。
  就20世纪世界范围而言,美国精神是一种自由企业精神,由此出发,在20世纪初诞生了以福特、卡耐基为代表的工业英雄,直到80年代涌现出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一大批科技英雄,把美国经济推向信息经济的时代。21世纪中国肯定也是一个企业家辈出的世纪,我们需要为此做好政治上的和思想方面的准备。经济发展是一种健康的力量,贫穷的国家不可能生长出民主的政治。只有人民在公平的劳动环境中安居乐业的条件下,民主才能够良好的生长。
  而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当孔子儒学失败后,国民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没有拯救中国于苦难之中,共产党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更在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节节败退,到最终联她自己都不再在宣传中或者文件中提及这个名词。既然共产主义同人民生活格格不入,人民就有理由抛弃并且唾弃她。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共产党人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到建设和谐社会,都试图从思想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为自己的执政确立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但是,我个人认为,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需要做的不是继续提出某些新的名词,而是大力倡导人类文明生活需要的普世价值原则,并且把这些原则贯彻到自己的施政过程中去。让政治成为真正的政治、公平的政治、开放的政治、阳光的政治,而不是继续分封的政治、阴谋的政治、主观的政治、专制的政治。
  可以认为,政治文化的改善能够成为培养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起点。权力必须从文化控制中走脱出来。
  21世纪初,中华民族仍然需要从文化方面入手,培养和造就伟大的民族精神。这需要诞生和出现先进的政党组织。人类文明的价值原则和理念的传播、接受、确立是需要条件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文明胚胎的发育十分脆弱,在中国尤其如此。政治权力必须以保护文明的发展为己任,而不是以保护自己的权力为目的而扼杀文明的生长。
  中华民族必须首先成为一个依靠科学精神进行劳动创造的民族。21世纪中国才有希望。不平等固然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不可消除的现象。只有那些完全根源于个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差别才可以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任何由于制度的缺陷、政策性因素造成的社会成员间的不平等,都必须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并且必须加以根除的。
  不具备伟大精神品格的民族肯定是没有发展动力和能力的民族。中华民族在强权的控制下生存的太久。 在21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精神现代化问题必须提到社会建设和文明进步的日程上来。或者是,对于中国,中华民族的精神现代化的建设才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公元前550年前后二三百的时间中,即中国历史的春秋时代,汉民族曾经产生过老子、孔子、墨子等许多寻找人类生活真谛的伟大思想家。然而,他们的光辉思想最后被淹没在家族皇权专制的社会体系中,就联被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也不可能贯彻到普通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在20世纪,当孔子儒学彻底崩溃后,政党为中国提出了各种不同的主义,主要包括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但是,20世纪历史毫无例外的证明了“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失败。我认为,这从另一方面充分证明着和证明了汉民族在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政治权力的失败。一个在政治上和政治权力方面不能够适应人类文明发展要求的国家,就不会具有自身的持续发展的动力。在中国1980年代以来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结束后,中华民族必须再一次从精神上重新寻找自身社会的发展动力、方法和道路。这一次同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辟的20世纪完全不同,21世纪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必须转向真正的文明。这些文明的精神素质如下:1、劳动至上、发明创造至上的观念,以科学、知识、技术为先导的诚实劳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由此出发形成中华民族的创业精神;2、在爱护自然界和生存环境为前提条件下,一切社会活动以同自然界的和谐为目的;3、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遵守相互关怀、尊重、包容、爱戴等道德理念;4、政治体系建设以给予人民自由、民主、公平为目标,5、文化发展以共生共容的多样化为基本原则。
  对于中国,没有社会政治的真正开放和进步,就没有办法真正培养起整个民族的伟大的精神品格。因此,在21世纪初,一切觉悟了的人民群众都应该尽自己的努力去呼吁和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造。
  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素质形成的起点必须从破除强权、明辨真理的公平制度建设开始。


    徐国进
    200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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