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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世界构建亟待亚洲意识以中国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价值主导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从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的天下关公第一庙透视东方道统兼济天下的文化精神     
和谐世界构建亟待亚洲意识以中国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价值主导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从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的天下关公第一庙透视东方道统兼济天下的文化精神
[ 作者:北京国财经济研究中心  乐后圣    转贴自:作者赐稿    点击数:5554    更新时间:2007-04-27    文章录入:admin ]


  摘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祭祀纪念炎黄二帝成为中国挖掘寻祖文化资源团结世界华侨华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构建的黄金纽带,那么,当中国向世界宣扬礼义之邦精神时,文圣孔子与武圣关公正以其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文化道德精神资源,被世界认为是全球化时代拯救重建人类道德的希望。随着中国以荣辱观教育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重措承担全球化时代的道德拯救的责任与义务,从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的天下关公第一庙瞰览东方道统兼济天下的文化精神破译,关公文化精神资源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价值意识的重要核心。21世纪必将是人类文明进步迅猛发展的新阶段。在新世纪的文明发展中,中华民族应当对人类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新贡献。这就要求中国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做许多卓有成效的举措。而要使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成效,就必须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重视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精神资源。人类开始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与精神文化现代化的大门,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对于中国这个道统文化底蕴特别深厚的国家,人们的议论自然特别的多。中国道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又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人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即使是一些有学问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但由于各处的立场、观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所作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在这些思想家之中,只有那些站在世界历史发展高度并且学贯东西的大师们,才能以宏观的世界历史眼光对这个问题进行高屋建瓴的观照,提出洞见历史真相的真知灼见。作为致力于科学技术与文化精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则更应该以兼济天下的精神站在全球化时代的前沿,从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出发,对中国道统文化进行科学的继承创新,对其中的优秀成分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也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社会构建与和谐世界构建的重要战略举措。

  b 关公文化精神价值诠释荣辱观教育的时代战略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对外开放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这样一个伟大历史转型时刻,每前进一步,都要用荣辱观道德价值引导我们更好地前行。2006年3月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四次会议召开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看望出席此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胡锦涛先生在讲话中提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这个“八荣八耻”的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的精确提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实时谈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蕴涵着深邃而丰富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化时代人类的道德价值意识拯救的深刻而睿智的战略思想,有着鲜明的全球化时代背景、深厚的中国现实基础和强烈的时代使命目前中国社会经济的深刻而急速变革、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不安,有疑问,有困惑,甚至还有些错误的看法和主张,需要在新的实践中、新的条件下进行反思和审视,需要在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行各业的工作实际和各种人群的思想实际,用坚定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召唤、鼓舞人们。与此同时,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这股浪潮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这无疑增加了中国发展的机遇。但同时,经济全球化的指向,交织着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在各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值得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影响和渗透决不是平等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教和军事上的实力在全球大力推行它们的价值意识和发展模式,并在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也要求我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国力是一种合力,是整体性、综合性的实力体系。民族凝聚力是综合国力的恒常的组成部分和显现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中国才能在和世界的双向交流中加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相反,作为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离开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就很难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离不开民族精神和文化力的支持。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进一步整合、挖掘有利于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社会精神资源,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化,本身具有历史的厚度和道统文化的浓度,有其不容置疑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中国的关圣与孔圣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中国优势的道统文化资源,随着孔圣的全球祭祀以及国家对孔圣文化的重视,同孔圣文化具有同样影响的关圣文化必将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我们应当给关公文化赋予时代的内涵,探讨其现实的价值,使之顺应时代的要求传承于当今,成为有益于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精神财富。关公的精神价值渊源要从中国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在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率先将关公融进佛门开始瞰览关公的人类精神价值。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由天台祖师智者大师开山振宗,大唐武皇国师神秀驻锡中兴,历代国师和宗门祖师辈出。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自开山至明清融天台、禅、净、密、律等诸宗兼容发展,得到历朝帝王和皇室赏赐、护持。古寺以“为楼者九,为殿者十八,僧舍三千七百,星云环绕,为巴楚湖湘丛林雄冠”的宏大规模厚载于人类精神文明的史册,以致力于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荣耀于世界具有中国文化痕迹的地方。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自明清历遭兵灾劫难,幸遇国家改革开放和现前盛世而得于重光复兴。千秋道业,百废待兴。纵览三峡,隐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和古老的流风遗韵,更有着我们现代人梦想回归的质朴情怀。位于三峡当阳西南的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是鼎冠东土释迦圣号——天台智者——的证法道场,它是东方精神文化史上不灭的祥瑞航灯;历代祖师融证诸法实相奥义,接引众生,为民族的安邦救危留下了千古华章。虽然玉泉寺历史的氤氲披上了层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想像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但其神圣的灵光酿育不灭的华彩,峥嵘着美丽的向往。因为那漫浴在历史河流中不屈的灵魂,必将重生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浩瀚潮流中,恰似涌动澎湃的鲜红血脉。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华夏古文明的缩影。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你只要抓一把泥土就能从这里攥出东方文明液汁。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宗教寻根热”,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寻根扎佛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是把浓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扒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礼佛,也不是默念诗词,频频熏香,祈求佛祖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礼佛更不是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围墙。玉泉声振星云环,丛林鼎冠天地间。襟江带汉三千里,盖紫堆蓝亿万年。素有“三楚名山”美称的玉泉寺,位于湖北当阳县玉泉山东南山麓。为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玉泉寺1800多年的历史上,高僧辈出如璀璨群星;诸宗并弘如云兴霞蔚。

  玉泉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隋代智者大师(智者,公元538—597年)来此,大开讲筵,宣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首创天台宗道场。《法华玄义》、《摩诃止观》与《法华文句》并称“天台三大部”,成为天台宗重要的理论基础。智者大师以其高远的抱负、非凡的才智,顺应着时代的潮流,融汇南北,总揽众流,批判取舍,整合创新,创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天台宗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它融合印度佛道与中国思想,集合南北各家义学和禅观之说,加以整理和发展,把释迦佛法的根本原理形成为一种哲学体系、理论体系。天台宗理论与实践兼备,提倡“教相”与“观心”并重,扭转了“南论北禅”的局面,成为三论、慈恩、华严、禅、净、密、律八宗之首。中国天台宗的建立,开启了隋唐佛教宗派纷呈的新时代,使以后的佛教各宗派多由此而派生发展。而且,还对传统儒学、道教的思想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该宗在汉族地区虽几经兴衰,但仍延续至今。天台宗还远播海外,对香港和台湾地区日本、朝鲜、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欧美的佛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并由此开启了中国隋唐佛教宗派纷呈的新时代,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师。玉泉寺也因此成为中国佛教天台宗的祖庭。玉泉寺也是禅宗北宗的祖庭。神秀、弘景、普寂、一行等高僧在寺创倡渐悟禅法。神秀晚年驻锡玉泉山,弘法20年,教化颇盛、轰动朝野,后来被恭请到洛阳,受到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的礼遇,被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唐朝兼通天台与南山律的弘景律师在玉泉寺披剃、弘法、圆寂。他从章安的门人道素学天台,从道宣律祖学南山律,协助于阗僧实叉难陀翻译80卷《华严经》。此外禅宗南岳怀让、北宗曾寂、天台宗惠真皆出自其门下,而天文学家,唐密大师一行则曾在玉泉寺师从惠真,后来他被请入朝廷,协助善无畏翻译《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宋朝道源、宋绶、宋祁在玉泉寺完成禅宗重要历史文献——《景德传灯录》。宋云门宗高僧承皓也曾主持玉泉寺法席,望重一时。唐代以后,临济正宗在玉泉寺占了主导地位。至宋代,玉泉寺成为禅院。以临济为主,兼弘天台、净土。到了清代,自从莲月禅师进寺之后,十方丛林演变为子孙丛林,寺内并存临济、临济岔、曹洞三派,师徒传灯,以临济相续。智者大师在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将关公封之为守护佛法的“伽蓝神”,随着湖北三峡当阳玉泉寺历史上的僧众在玉泉寺内兴建天下关公第一庙,关公的盛名日高,原来只是古代荆州地区独有的关公崇拜现象,也逐渐开始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以致出现了大量的有关关公的神话故事,国内许多庙宇中,都供奉关公为护法神。但主要还是在民间推动的,其中佛道两教与少数民族的风俗起到了很大作用。唐朝中期皇室又增加了武圣人的封号。在官方崇拜中,关公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配享者均为古今名将。建中三年(782),关公也位列其中(其他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作为太公尚父庙的陪祀,关公身死500年后第一次被列入国家级祭祀行列。关公生前是一名武将,由于他“义不负心”,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断首捐躯”。关公死后名声鹊起,封号不断升级,奇迹般地跨越了时代,跨越了历史,最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千百年来,朝臣敬慕关公“忠义仁勇”,视其为忠义楷模,仁勇化身。为旌表忠义,步步加封,由“候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后世百姓以“神”膜拜,景仰日深,使其“忠义仁勇”经过历代统治者的封谥,和戏曲、文学的演义描述,一个“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处事以智、交友以义、作战以勇”,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完善的关公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关公走上了神坛,成为战神、财神、文神、农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集神教、道教和佛教的尊位于一身。他是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所共同崇奉的全方位的万能之神、“神中之神”。为历代统治者和百姓黎民,华夏神州与东瀛海外,中外同奉,上下共仰。佛门尊关公为护法伽蓝神的缘起是,隋开皇十二年(592),当阳天台智者夜梦关公显灵,承诺“吾当为力建一刹供护佛法”,并大施威力促玉泉寺成,关公在智者处受五戒,遂为此寺伽蓝神。宋代以后,关公由一宗一寺的护法神一跃而为整个中国佛教护法神,各家寺院都把关公请进自己的门槛。杭州灵隐寺、青阳九华山肉身殿、苏州西园寺、开封大相国寺,以及北京红螺寺等,至今仍塑护法关公神像。就连藏密要寺雍和宫,也在西跨院中辟有关帝殿,供奉着一尊制作精美的关公铜铸坐像。千余年来,中国各阶层、各地区的人民,在忠义精神的导引下,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抗争邪恶,维护正义,这种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沃土,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原因之一。兵家尊为武圣,关羽的一生是以忠贞、守义、勇猛和武艺高强著称,故兵家对其都很推祟。统帅领兵治军,将校率卒打仗,凡争战之事,不论正义的和非正义的,都希望自己的将校兵卒武艺高强,英勇顽强,关羽便被树为榜样而尊为武圣。有些地方将敬奉关羽的庙宇称为武庙,庙内将关羽和岳飞合祀亦称为“双关庙”,民间说法,岳飞乃忠义神武的关公转世。商界奉为财神,在香港、澳门以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华人、华侨集中经商的地方,几乎各大公司、各家商号、店铺均敬奉有关公的神像,商民们视关羽为能够招财进宝,庇护商贾的财神。内地商人敬奉关羽始于明代末期,清代和民国时期更为盛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皆有境外客商云集,而晋商更是独领风骚,数量多且分布广。聚于一地的同籍客商多以成立“商会”和建立“会馆”的方式相联络,为其自身利益服务。各地商会敬奉的主神便是关公,会馆建筑的格局则完全仿照关帝庙的式样。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的建立,特别是信仰自由和政治环境的宽松,大量私营个体商户和非国有经济的商家又请出关羽这位尊神作为心理依托,期望能保佑自己生意兴隆,常交好运。护民伏魔尊者,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是明万历年间的事。此后,关公不仅成为封建朝廷官方祭祀的神祗,而且成了民间百姓供奉的神明。清初史学家兼考古学家赵翼在其《陔余丛考》中说:“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寒坦,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在世的关羽是一个忠勇神武、义气千秋的英雄好汉;死后的关羽亦是一位镇静方隅,肃清中外,降妖伏魔的威神。唯有敬奉关公,才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样,保一家安康,四季昇平。会门义气象征,关羽的形象为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广大中、下层群众所拥戴。到了民国时期,一些民间团体、帮会组织都十分敬仰关羽的精神和品格,赞颂他的忠义与武勇,有所谓“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的说法,以关羽的忠义作为团结内部的纽带。

  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对关公的敬重乃至崇拜,并未在海内外华人中大幅度降温。尤其在港、澳、台同胞和旅居海外的华人那里,对于关公的祭祀、崇拜,依然热潮未退,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台湾岛面积不算太大,但全岛却有大大小小的关公庙近四百座;全岛人口不足四千万人,却拥有关公崇拜者八百多万人之多。旅美华人中有一个崇奉关公的民间组织,在全美各地的分会竟有一百四十多个。当然,在侨居东南亚的华人之中,对于关公的崇拜和祭奉,亦非常普遍。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这正如于右任先生为关公庙题的一副楹联中所说:“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当时义勇倾三国,万古祠堂遍九州。阶下苍松高百尺,气冲霄汉未能休。”岁月悠悠,逝而不返。关公当年赤面骑赤马厮杀疆场的雄壮场面,青灯观青史夜读《春秋》的感人情景,忠心守忠义报效蜀汉的浩然气节,都早已化为历史烟尘。但是,关公自身所具有的和被后世所叠加上的那些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当然,这份遗产既有精华需要借鉴、吸收和转化,同时也肯定有糟粕需要鉴别、清理与剔除。当现代的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迈入那松柏森森的关公庙宇之中时,应当比我们的前人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应该有更为高远的思考。在当代社会,关公文化仍有其可资利用的价值。关公文化包含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关公一生奋斗的最高理想,就是匡扶汉室,一统天下。这种“志存一统”的思想包含着实现国家统一的积极因素,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在根据。关公文化已被整个中华民族高度认同,对两岸民众形成强大的向心力,是连接海峡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关公文化的凝聚力,为我们统一祖国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关公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是联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纽带。从明代开始,关公文化就陆续传播到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和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公文化在世界上又有新的发展。关公精神被更多的海外人士推崇,还被运用到企业管理之中。关公文化已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从而加深了国外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了解,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光大。“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这是关公伟岸的形象。“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双千古,后宣尼而圣山东一人山西一人”,这是关公伟大的灵魂。“庙食盈寰,姓名走妇孺”,这是关公博大的文化精神。凝聚在关公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蕴涵着中国道统文化的精神理想,寄寓着儒学的道德精髓,融透着佛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价值理念,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维护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世界华人华侨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推动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国家文化精神资源。

  中国道统文明的现实价值不仅表现在国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它对当今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贡献方面。人所共知,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特别是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为中心的道德价值意识,早已走出国门,迈向世界,尤其是在东南亚影响极深。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道德精神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道统文化的现实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应当顺应历史潮流,为发挥其现实价值贡献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伟大民族。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亚洲的东方,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卓越的智慧,创造了为世人瞩目的古代文明,留下了璀璨斑斓的道统文化。在这个道统文化的宝库中,传统道德文化熠熠生辉,尤其值得我们百倍珍惜。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思想道德建设的重任更加鲜明地摆在我们面前。在这样的形势下,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对于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培养和塑造跨世纪的德才兼备的新型人才,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维护和承继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促进和增强海内外华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关公精神和关公文化在当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新价值和新作用。关公文化是中国的道统文化,又具有世界性,因而是连结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枢纽。弘扬关公文化,有利于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际文化交流,有利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b 和谐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根本精神

  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中国道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它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模式和思维模式。它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门类都有显著体现,中国古人的一切观念、范畴、理论框架、心理习惯等等,都是由它来生发、规范和陶铸的。笔者认为,这种“一以贯之”的根本精神只有一个,那就是“和谐”精神。因为其它任何一种精神都没有、也不可能像“和谐”精神那样,渗透了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每一个细胞,包含了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一切特征的胚芽,它的影子几乎无所不在。为了说明问题,本文仅就文化的深层结构,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念和社会心理习惯等方面作一些分析,看看“和谐”这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根本精神,是如何在这些方面加以体现的。当然,这只是就主体的主观方面而言,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还是历史的社会存在。对于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来讲,现在承续过去又连结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继承者,又是未来的开拓者,过去是现在的根源,未来是现在的信念,现在不能没有根源,也不能没有信念。于现在之中讲过去、想未来,这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价值意识的体现,属于重精神的理想主义型。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切该消逝的东西也随之消逝,一切私欲追求,诸如功利化、物质至上主义,都将成为过眼云烟,而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价值意识却不可磨灭,它作为历史的积淀,把过去、现在、未来连结起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既源远流长,又充满信念,作为一根无形的精神之线,具有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功能,在当代的历史潮流中,真正能把过去、现在、未来整个进程贯穿起来的宏伟事业就是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物欲化,而是具有深层次文化蕴含的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不仅承续过去,而且也展望未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与中国特点的现代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承担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重任。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精神注重和谐,其模式是和谐文化。和谐文化要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辉,与全球和谐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自身必须完备六个内含,这六个内含如下:和谐文化是宇宙间三大和谐的综合概括,和谐文化是对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弘扬超越,和谐文化是对传统负面效应的系统清理,和谐文化是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和谐文化是中国特点现代化的深层蕴义,和谐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在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主张通过平天下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和谐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主张,人生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人源于自然,人的理想目标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天人和谐的理想目标。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主张,人道源于天道,人命源于天命,人理源于天理,天人和谐必须以人类自身和谐为基础,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讲平天下,以世界大同为理想,旨在实现天下全人类自身的和谐,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因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实现,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无论是合理开发、利用地球上的人类资源,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保护,都是天下全人类的共同行为,需要人类的共同行动、齐心协力,这个问题,虽然在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还没有清晰的表述出来,但在“平天下”的哲理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在平天下的真谛天人和谐的意境中,已经孕育着这种思想的萌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和谐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最高理想境界。在宇宙间三大和谐中,人从修身做起,实现人际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群体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核心,最后实现天人和谐,这是宇宙间一切和谐的最高理想境界。

  和谐文化作为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文化模式,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是彻底否定、全部复兴,还是弘扬超越?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和谐民族,在几千年多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中,得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要想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多民族的团结、协调,共溶于和谐之中,和谐是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合力、凝聚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重要典籍,对和谐的思想多有阐发,它作为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优秀成果,成为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围绕“太和”这一范畴,展开了关于和谐含义的阐发。关于弘扬文化传统,韦伯命题从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论述了同一个问题,即文化传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西方民族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促进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像中国和印度这样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以阻碍。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凭借着这种传统的优势,以和谐文化为纽带,能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结起来,对待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在立足于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弘扬,在弘扬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超越。简单地抛弃传统,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全面的传统复兴,不能适应时代步伐,只有把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道统中的优秀成果,融会于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使之具备时代特色,所谓超越,就是具备时代特色,对任何传统中的优秀成果,必须加一番改造创新的工夫,才能涣发时代的生机,为新的历史时代所用,这就是对优秀传统的弘扬超越,弘扬超越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规律,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世界多元文化融会的历史潮流中,和谐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是和谐文化模式在发展中应该解决的问题。和谐文化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但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必须涌入人类文明成果的发展潮流中,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以自身的和谐本性,敞开胸怀,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到目前为止,所形成的文化基本上是按民族、按区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是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它们作为文化个体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各区域文化是在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相互补偿中得到发展和提高的,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没有外来进步文化的融合,必然出现落后的趋势,古埃及文化的兴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作为民族文化,必须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对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本国特点的选择工夫,这是实现民族文化振兴的必由之路,通过借鉴外来文化而与时俱新,而本身又不失传统的主体面貌。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将来能不能形成人类的共同文化,这要看人类文明的进程而定,我深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将逐步出现融合化的趋势,人类一定能达成文化的共识。和谐文化根植于传统,但不能停滞于传统之中,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模式,这种生机源自本身的和谐之性,因此才能实现对外来进步文化的借鉴融合。现代化作为全球和谐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将实现的目标,这是历史的趋势,在这种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也将突破地域的界限,逐步融会到一起,形成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既不是西方化,也不是东方化,更不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化,只能是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这种融合化,不是一片荒原而盲目发展,其中有比较,有鉴别,有排斥,有吸收,这是文化优势的选择过程,也是一个借鉴融合的过程。在其间,和谐文化凭借基础雄厚的实力,以及和谐本性所形成的宽广的胸怀,既能优势互补、借鉴融合,又能防止盲目引进、全盘照搬,走出一条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文化发展道路。和谐文化作为传统,从过去融会于现在,而现在又将作为未来的传统融会于未来,和谐文化既是传统的文化,又是现在的文化,也将是未来的文化。在日益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化的趋势下,和谐文化将以其蕴含的优势,立足于中国,从东方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永恒主题。

  b 关公文化轴心化是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在21世纪振兴的希望就在于:通过自我创新的方式,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重建精神砥柱,以此作为嫁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本根。这样一种前景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都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在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全球性“泛西方化”浪潮的裹挟之后,一个新的世界历史的“轴心期”正在来临,其情形正如同二千多年前经历了操原始雅利安语的游牧者和其它游牧民族的大入侵浪潮冲击之后的旧大陆各亲体文明所面临的那个“轴心期”一样。在这个新的“轴心期”里,非西方世界的各文明体系将会普遍地发生一场意义重大的宗教一伦理价值系统的变革,从各大传统宗教系统中以自我更新的方式产生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价值系统,如同在第一个“轴心期”间各亲体文明分别从殷商巫觋意识、印度婆罗门教、巴比伦宗教和希腊多神教中以自我更新的方式产生出儒家伦理、佛教、袄教和基督教一样。至于在即将到来的新“轴心期”中,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进行自我更新的精神根基究竟主要取自于儒家思想,还是主要取自于道家、墨家、法家以及其它传统精神资源,这种历史的选择性在刚刚眺望到新“轴心期”的朦胧地平线的今天仍然还只是一个见仁见智、百家争鸣的理论问题,眼下正在大陆和港台学术界方兴未艾地被讨论着。然而,无论结论是什么——事实上目前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和权威性的结论,看来还是综合性的观点较为可取——有一点是可以达到共识的,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只能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特色的方式来进行。

  对于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谁能发展中国的问题,是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最大的政治,这不仅仅是某个阶级应考虑的问题,而且是全民族都应考虑的问题。作为当代中国很重要的社会思潮,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积极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国际政治领域矛盾丛生,在某些局部甚至还存在激化的可能。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往往成为霸权主义攻击的目标,同时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期望与承担。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坚韧的民族精神是真正不可摧毁的长城。而民族意识的激发和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成长,可以为国家提供强大的凝聚力资源,塑造一个拥有强大精神的中国。  文化被看作是人的生活方式的表现,这种生活方式不再被纯粹地限于自然环境内,而是一种介入和干预自然环境的方式。“文化”这个术语与其说是名词,不如说是动词。是人的活动和各种行为模式。文化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即所有物和规则的传统,然而这种传统是包含在人的活动变化之中的,是包含在现存文化形式所体现的无数变化和发展可能性之中的。文化是历史遗产。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自然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历史的世界中;因而如果他不愿意被传统或自然所强加的规则的固有性所羁绊的话,他就必须不断的创新。这就保证了他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能对他周围环境的情况作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所有的文化,即使是最原始民族的文化也不例外,都可以看作是人对其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任何一种文化形式所奉行的总规则体系,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政策。它是关于固有性和超越性之间的一种具体战略,而人类文化的任务就是要调节这种关系。我们用战略来表示一种对特殊规则和行为提供证明的一般性规则,事实上被给定的东西,包括自然过程在内,都被包摄在文化战略之中了;而且这种战略是作为人的群体对环境做出反应的方向存在的。人永远靠文化活动来改造自然和评价自然。那些被人作为“自然现象”所看到的东西,必须放在超越的、跨过自然界限的范围,也就是一种负责任的战略的范围内来观察。

  20世纪90年代,在关贸总协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上,法国针对美国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提出了“文化例外”的政策,受到欧共体各国的拥护,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这一事件历时数年,由法国而扩大到整个欧共体国家,争论之激烈是关贸总协议谈判中少有的。因而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及其产品涉及各国文化的民族特性。问题的性质就其表面现象来看,仿佛是纯粹关于视听产品是否要被纳入服务贸易总协议,而要害则是关系到对神圣的文化权的捍卫。2002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安全的内涵不断扩大,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在国际舞台和国际关系的层面上唐家璇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新安全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防止文明对抗和冲突的发生。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的世纪提出的一种新的国家战略,旨在于新的国际背景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及其所有的形式中,人们都试图发现它与周围力量之间的正确关系。因为这是人用以处理它与周围力量之间的关系的前提。任何对这种关系的判断的正确与否,都会造成人的不同生活方式和存在选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并不是某种强加于国家的一种责任,而是人的这种发现的国家形式。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政策选择或文化发展道路选择,是建筑在它与周围文化力量之间的正确关系基础之上的,而是否安全则完全取决于对于这种关系的判断。固本兴邦。国家文化安全首先就是关于国家的文化存在、文化生存和文化发展问题。无论是法国还是中国,虽然各自提出的问题的角度不一样,问题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出发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如何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这就是一个国家战略问题。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满足两个最基本的需求:一是国家生存安全的需求;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是第一位的需求,是首要的利益。只有生存安全有保障,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文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之所以存在的全部合理性与合法性之所在。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文化是其和世界各民族间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确定其人类学身份的最后依据。因此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来说,是一种能够凝聚和整合民族和国家一切资源的根本力量,这种力量的任何形式的丧失,都将构成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安全。正是由于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具有生存安全的意义,因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安全就成为能否确保它的生存安全的一种战略安全。维护和捍卫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而社会发展的目的,既要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也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因此,从根本上讲,国家文化安全是在对于国家文化生存状态的关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是基于国家文化安全对于国家安全的全部重要性而提出来的。

  文化安全之于国家安全的意义,在于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大战略的根本价值系统。任何国家战略的制定都基于对国家目前形势和未来发展目标之间的分析、判断和定位。对目前形势的分析、判断虽然所采取的技术路线可能完全不一样,这是由不同的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的评价事物的指针体系决定的。由于文化是最能从根本上区别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价值差异的,因此,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同一个问题完全可能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而正是这种结论左右了国家的决策者对于整个世界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包括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任何这样判断的尖锐对立,都可能直接导致国际冲突。由于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直接决定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就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文化安全的国家安全是不存在的。没有国家文化安全等于使得国家安全失去了它存在的灵魂。因为文化是最终决定人们判断国家安全与否的最后标准。没有文化安全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判断国家安全与否的价值体系存在。国际社会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冲突之中,甚至于不断出现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就在于各自都是以自己的安全为安全,以自己的安全观为安全观来判断国家的安全形式。美国所关注的国家安全是以美国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的安全,是建立在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的价值意识念之上的,一切与之不一致的安全,都不是美国所认定的国家安全,都不能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都可以被认为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正如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所说,“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基本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那些在每个社会中握有政治权力的人易受社会文化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与态度将有许多文化根源。此外,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发生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进一步认为,决定民族国家特征的不是其内部种族的外部结构,而是固存于他们身上的特殊文化心理或意识。美国学者厄尔·H.弗赖伊则更明确指出,“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意识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意识只是个人价值意识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意识才能找到回答。正是这些价值意识才规定了国家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因此,只要美国认为危及到美国在全球的利益,美国都可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进行干涉。美国的国家安全理论不仅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所谓安全理论,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是美国的一种国际战略。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战略放到文化的层面上来理解的话,那么,这样的战略也同样是一种国家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这也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别人开放市场,奉行文化贸易的自由化的原因。国家大战略是关于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战略。文化安全作为国家大战略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它不仅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国家大战略提供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价值意识念和由此而形成的国家价值体系。  

  国家文化安全是全球化时代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战略形态。就它的主体意义而言,是一定国家对于本国文化形势所处危机状况的一种当下性判断及其所运用的整体性对策的结果。但是,就其形态的发生性意义而言,却是国家战略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所面临的国家危机和挑战是不一样的。当对土地的争夺,还主要反映在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意义的时候,领土的广袤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因此一个国家国防能力的强弱集中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全部安全性程度。国家战略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的军事战略便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合规律性。虽然文化在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它还不是国家战略的历史性主导方面的时候,它的对于国家安全的全部价值,就还有一个有待展开的过程,直到它被历史的发展自然地推上历史舞台,开始在国家安全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国家战略形态的历史性,集中地反映在国家战略内容的历史性上。它是由一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历史环境和历史地位决定的。因此,国家战略形态的变动是随着国家战略利益的变动而变动的。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人口资源与文化大国,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和谐世界的构建,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机遇就是世界的机遇,中国的安全隐患就是世界的安全隐患,这是时代或世界选择的宏大的历史背景。在数百年前,中国曾经是世界最重要的国家,甚至是头号大国,但却不构成世界问题,因为古代世界的各个地区虽有交往,但远不像现在这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尽管古代也有各种交往和冲突,但从来都不把各地的整个生活画面卷入在一个共同运动之中。可以说,在古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文化都只以“体表”或外围在与他者进行交往和冲突,而各个实体的“体内”或内部都仍然能够保持各自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画面就是所谓的全球化。这个世界所有的人们都不得不参与全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是个使所有事情全方位卷入的运动,再也没有能够逍遥“在外”的存在了。因此,今天中国正在重新成为大国决不是重温古代模式的大国之梦,而是在进入一种新的政治经验。今天,属于中国的就是属于世界的,这是一个事实。大国人口资源与文化安全的重量决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重量,文化安全问题带动了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问题。当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就必须讨论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对于世界的意义。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人口规模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极重要的文明要素,而且是经济规模、缰域规模、政治整合性和文化科技创造力等要素的前提。也不妨说,基于合理价值理念的巨大人口规模一定能转化成深厚、巨大的文明能量。人口规模更多应当指具有相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人口的数量,或者说以特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界定其身份的人口的数量,而非一个政治体所暂时控制的,具有不同文化认同的人口的数量。作为一种最重要的文明要素,一个文明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规模,是具有共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凝聚力的人口的数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同质性是以地理条件为前提,以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一体化为基础的。具备了基于文化同质性的大量人口与否,是能否支配大量物质-精神资源和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的前提,最终也是能否形成文明规模的前提。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人口规模通常与经济规模成正比,或一个文明的人口数量越大,其经济规模也越大。经济规模与人口规模的对应性相当强。大体说来,有多大的人口规模便有多大的经济规模。除了人口规模,劳动生产率与经济规模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或者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对于维系以至扩大经济规模,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明的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成正比,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越大,反之亦然。经济规模又与其他方面科技、政治、思想、文化的发达程度紧密关联。配之以巨大的经济规模,较高的农业剩余率和劳动生产率使政治形态、科技和思想文化的发达成为可能,使巨大的文明能量成为可能,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巨大的文明能量。当然,文明能量的最突出标示还是人口规模。在前现代农业文明中,人口规模越大,经济规模便越大,其所意味的文明规模和能量也就越大。文明的规模和能量一直在那里,且正在迅速扩大和增长,不会因那一以贯之的道义形象、那和平发展的历史实践而消失。种种迹象表明,基于规模的文明能量在21世纪将得到更有效的释放。如果中国的文明与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文明与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文化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但同时也是文化安全脆弱大国。显然,当13亿多人口资源的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

  b 时代的文化精神牵引着国家和民族的兴衰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凭借自己的智慧、力量和技术在短短的一、二个世纪的时间,就结束了几千年来人类缓慢发展的旧时代,开创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日益以人为中心的新时代,把社会和人自身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新阶段。但是,年复一年急剧积累起来的庞大知识系统和日益增长着的巨大的物质力量,一方面为人类自己带来了种种利益和成果,另一方面又为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如核危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与日俱增的犯罪、民族和种族歧视,以及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问题,人们进行思考:该怎样解释和解决人类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以为,当今世界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国际关系和环境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其根源在于人类自身的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当代人类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是人畸形地、非健全地、非良知地生存和发展的危机。正如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雷利奥·佩西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正与之搏斗的危机是我们自身的危机,也是目标的危机。这种危机是我们自身的内部孕育起来的,已成为使得我们的思考与行动暧昧与不足的深刻的矛盾的原因和结果。”

  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在于人自身的危机。人是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也是缓解这种危机的动力和主体。当代世界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决定了缓解和改善这种危机的途径和办法是必须实行人的革命。面对当代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欧美一些研究全球问题和未来学的学者们常常陷入两难困境:全球性危机是由现代文明发展导致的,要解决危机,就只能终止文明的发展;要维持和发展现代文明,就无法缓解和克服现代的全球危机。当代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能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有没有解决的出路?对此,有不少人抱怀疑的态度。有些学者认为,当代人类的危机是生物学危机,是人的本性必然导致的,即危机根源于人贪得无厌的自私、统治、权力和占有欲的生物本性,人类的危机正是人的本性在反对自身。因此,这种危机是不可改变的,除非直至最后人类毁灭。人是万恶之源的罪魁祸首,是无可救药的、罪孽深重的“囚犯”。也有人认为,近代人类的科学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如同潘多拉盒子一样,是现代各种危机的罪恶之源,并由此得出人类文明已经完结的预言性结论。他们认为,任何对现代文明的奢侈占有和无度使用,必将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现代文明的加倍报复,直至人类自取灭亡。因此,他们主张抛弃或远离现代文明,主张人类改邪归正———放弃现代文明的努力而回归自然。这是人类解脱现代全球性危机和继续生存下去的惟一出路。在中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国际关系的大变动时期,姑且不说在我们周围是否也存在社会道德危机,但是,现实的道德冲突和严重的价值意识念的对立,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一方面是犯罪和腐败,另一方面是道德争论和对道德的漠不关心”的状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可遇到。许多困扰着当今世界的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难题,像环境问题、民族问题、贫困、社会不公正等问题,同样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我们。面对许多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我们都要思考、要回答、要解决。在冲突和变迁中寻找自己精神家园,是现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语言的文化都在各自的水平和理解上承受这一主题产生的直接的压迫感;世界性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会议和组织愈来愈多地把注意力转移到探寻人类的精神出路上,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方式从不同角度提出人类的精神出路问题。无论是对现代化梦寐以求的发展中国家,还是所谓“超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都在经受有类道德价值的新挑战。面对科技理性的膨胀、人文价值的失落和迷失、人际关系的疏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现代人要在现代化过程中重新确立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根据,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园。

  现实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类只有完善自身,才能完善世界。在现时代,人类必须不断地进行道德选择,重建人类的价值体系,才能明确前进的方向和未来的目标,才能解脱危机,走出困境,走向美好的未来。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道德前景决定着人类的文明前景。那么,现代人应如何进行自身变革,现代人的道德前景怎样呢?建立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现实世界,是现代人追求和奋斗的理想目标,也是现代人道德选择的基本目标。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一种有理想的动物。人总是在连绵不绝地提出和确立理想,追求和创造理想,为理想而生存和奋斗。正因为如此,人才不断地超越过去和现在,面向未来和创造未来。在对当代人类危机进行反思和反省的过程中,在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以及优秀道统文化的精华的总结过程中,人类逐渐塑造了一个人与周围世界关系全面和谐发展的理想目标。这个和谐的理想世界,既是人类和人类一切所属世界的基本意义、基本价值之所在,也是团结全人类共同走向未来的基本原则、基本支柱;它既是每一个人应该确立并为之而奋斗的人生理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目标。它激励人类面向未来,为明天而拼搏,是人类有追求、有创造、有理想、有动力的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宝库。

  当代人类文明及其危机的根源,是由于人类所拥有的具有严重缺陷的传统价值模式、文化模式,是由于人们没有创新异化世界的规范性依据,是因为没有一个能使人类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奋斗的精神支柱和理想目标。所以,摆脱危机、寻找出路、人的革命,首先应该是道德理想的变革。作为整个人类共同的和最高的道德目标,人类和谐的理想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三个方面。人是社会的主体。要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协调的发展,要实现社会公正,关键是要通过道德选择塑造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当代世界的危机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危机,当代人的不幸和危机在于人对自身的严重无知。在人类知识不断增加,人类改造世界的力量日益增强的今天,我们对自身已经变化的状况,却令人难以置信地知之甚少,我们对自己的需求、理想、使命、责任、地位、作用、价值、前途、行为等缺乏正确而全面的认识。在人类的文明已经跃迁到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的今天,现代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现代的人,要想做现代世界、现代文明的称职的“主人”,首先必须具有全面发展的现代人格,必须恢复精神生活在人类全部生活中应有的地位,注重精神生活,树立新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精神完善,以保障整个人类健康、持续发展。

  中华民族拥有广博庞大、精深缜密的传统道德资源。经过长期历史积淀,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意识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将荣辱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进行深刻的思考与关注,从而塑造了明荣辱、知礼义的可贵民族性格,形成了特有的荣辱观,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精神力量。传统荣辱观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资源,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在对中华民族传统荣辱观的扬弃中形成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道德修养的浓缩和精粹。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浪潮蓬勃涌起的时代。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波及和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巨大浪潮,它带来的是一种广泛性的、持久性的、渗透性的影响。美国社会政治学家梅尔·格托夫说:“当这种影响深深地渗透到生活中,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语言、社会价值意识、审美观、政治过程、公共政策、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市场行为等产生持久的影响时,这便是全球化了。”这说明,由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各个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和冲撞是一个影响并会引起民族国家的道德理想、价值意识念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革或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不同阶级和社会利益出发的思想价值意识念不断地发生碰撞,出现了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的诸神斗争”。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价值意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着剧烈变化,传统的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而与全球化进程相一致的道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从而极易产生社会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与失范,特别是青少年的道德思想会出现新的变局,其道德和价值取向上也会发生偏差。一个时代的荣辱观,是一个时代主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意识的具体反映,它渗透在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影响着社会风气,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影响社会风气,而且事关国家尊严和繁荣昌盛,甚至关乎国家的兴亡,关系民族的存亡。一个国家要是没有良好的道德水平,综合国力就强大不起来,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化进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滋生蔓延,道德缺失,荣辱不分,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对社会道德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进步的道德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十一五”的开局之中,正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这就对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匡正社会风气、提高文明程度、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对于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的政治道德基础与社会道德基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文化战略意义。

  b 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战略

  国家战略是一个国家的总体战略或根本战略,广泛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是一定时期国家战略利益的一种反映,是国家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与格局变化做出的一种战略选择。因此,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国家战略形态总是以具体的形态方式来反映国家的战略利益需要的。它包括国家经济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等等。国家战略形态形成于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需求。在现代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各国总是根据自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分析来制定本国的国家战略的。因此,国际形势发展的任何重大变动都会导致国家战略形态的变动。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它不仅一般地改变了经济的全球流动的形式,而且更深刻的是它改变了国家间关系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和力量对比。为应对全球化给自己带来的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本国国际角色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变动,许多国家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和国际战略。原先以意识形态或国家制度为标准确定自己的国际身份和国家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标准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变化。 冷战的结束使得两大对立的社会阵营不复存在。不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为标准发展国家关系成为许多国家的现实主义选择,也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选择。两极对抗的战略形态被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形态所取代。两极对抗的意识形态战略转变成“文明的冲突”。文化战略第一次从历史的后台走向前台,成为国家战略的一种存在方式。“软力量”作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被普遍地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也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样的前所未有的政策判断。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看成是克服和消除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的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的重要的政策选择和战略安排。这就使文化在当代中国获得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战略身份和地位,成为国家战略需求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获得了战略意义和价值肯定,这样,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文化的建设与安排,就必须纳入国家整体战略的大事业、大范畴,成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形态的一种体现和存在,也就历史地获得了一种独立的身份。这是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战略形态变动的一个历史的结果。国家文化安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形态。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注,进而影响到全球条件下国家文化战略的制定,是由于文化在现代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中日益显示出其价值和作用而产生的。对此,加拿大学者谢弗指出:“世界正经历一个明显的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的力量。”美国学者约翰·P.洛弗尔,在谈到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时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国外许多学者已经充分地看到了文化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用美国学者M.J.麦哲的话来说,“文化,是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最近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都指出,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其它机构乃至个人,采取行动和自主运作的基本动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美国学者在这一领域里的深入研究,直接和间接地为美国的文化输出的外交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这就使得一些西方国家进一步把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文化价值意识看作是实现其外部利益的一种国家战略。发达国家内部也把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推行文化贸易自由化政策看作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个性的一种威胁,因而提出“文化例外”的战略主张,以捍卫国家文化安全,并且使之成为国家整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国家文化主权,给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存在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这就使得各国对于本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给予高度的重视,并且制定相应的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来确保本国的文化生存与发展能够有一个符合本国人民根本文化利益的生态环境。世界各国对于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努力,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宣言,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世界趋势——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国家文化安全不只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出于对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特性的维护的普遍的国家文化战略形态。

  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存在是历史的逻辑的,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要生存,并以自由与民主为其重要内容。要保障民主,就要有集团,就要有“我们”,我们就是民族,民族利益的保障由国家承担,这一思路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了其中的奥秘。不是资本主义的力量巨大而是人的本质具有非凡的超越性。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得以深刻解决。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著作为主体的人类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人类不断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自己。当人类活动能力受到阻碍时,就要设法破除这一障碍,而这一障碍既可能是人类以往精神活动、实践活动的对象,比如封建教会和封建王朝,也有可能是不同主体间所形成的制约关系。在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西欧,这种制约深刻地体现在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间的左冲右突上。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方方面面离不开资本主义发生与发展这一现实。所谓“现代性”和所谓“启蒙”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注解。总之,在人的矛盾的解决过程中,必将有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伴随其左右。

  从历史走来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至少可以在理论上保证一个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所以有人批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战争的根源,也不无道理。但这一观点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而事实是不同民族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构成了互相制衡的力量,世界反而保持了和平。这一点,在当代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就为中国的发展与和平提供了重要保证。所以,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保持均势的力量。近现代西方与非西方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理论与实践表明,人类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践行从不曾中断过,并不断地上演内容相同的活剧。其历史也许真的可以再现和重演。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重演,恰恰说明其历史的先决条件——生产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曾经撕破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之网,而如今,在资本主义开动自己的智力修补这一“漏洞”时,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存在又有什么不和谐的吗?我们思考的重点不是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存在有无必要,而是被现代性普遍潮流激活的当代中国社会能否从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中创造出不同于经典资产阶级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新型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是新帝国主义时代。“全球化”的时代并不能取消不同的政治社会思潮的存在。相反的,各种社会思潮会更加活跃。由于国情、社情、民情各异,发展水平不同,优先需求的差别,各种倾向的思潮的共存和时有变更的消长,必是长期存在的。全球竞争的激烈要求各种思潮都不能不首先考虑如何适应这种形势和它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资本主义不断在新的平台上发展变化,相应地,在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也是对以往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扬弃。

  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存在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既然是客观的,必然有客观的基础。它是历史的选择和现实的要求,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就是被打出来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这是理解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第一前提。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在当代中国,不是巨大而空洞的符号,不是知识话语的禁区。当代中国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文本,而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无论其概念多么飘忽不定,却是一个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客观存在。在其兴起、发达、普及的过程中,人们在自觉不自觉的投身乃至献身中积累了经验、观察和初步的分析框架。从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起源的经济学、社会学本质着眼,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当代中国的表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同步。在日益广泛的经济、文化交往中,普通中国人正逐渐摆脱经验的局限和意识的朦胧状态,开始对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和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体认、关心和参与意识。这种姗姗来迟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不但是“正当”的,而且其表现方式总体上说也相当的理性、温和。

  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历史的同题演绎。在一定程度上是近代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同主题当代版,只是当代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面对的国家、民族的具体问题不同于历史,但主题的实质都是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西方列强是用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是屈辱的历史,是备受西方列强压迫、剥削、打压的血腥史。这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产生、发展、壮大的深刻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受激型和反思型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西方对华政策和国内的政策实践是其浮出水面的激发源。表面上,中国当代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对中国的策略由战略拉拢转为战略打压而激发的。实质上,更深刻的原因在于1980年代期间开始的“以英美为师”的实践。“以英美为师”同样为历史的再演绎。在此期间,疑问出现。西方对华政策、文化和制度成为置疑对象。这种疑问成为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对“西方化式现代化”模式进行反思的精神要素。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应该是一种创新性的忧思主义。这与最初的民族理论有很大不同。如果说自由主义是一种创新性话语,那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同样也是一种创新性话语,它的创新指向是双向的,既对内也对外,而自由主义的创新指向只对内而不对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处境更为艰难些。基于此,自由主义与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本源上的理论和谐在90年代被打破,以致知识分子之间也出现了所谓的分化。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全球化背景的创新性表达。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确是相互矛盾彼此纠葛的问题。全球化过程是一种同质化过程。全球化本身是一种封建的、专制的、反民主反自由的过程。反全球化本身内含着反封建的意义。我们是否需要一个同质化的世界?世界能够真正地同质化吗?同质化能够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安康吗?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认为现实的同质化恰恰是一种分裂化,是形式的相同、利益的分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人们更加期冀着民族复兴的到来。在全球化下,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全球资本在每一个环节的畅通运行,会允许一些后发展国家在局部和特定时段来提升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但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中国的稳步和健康的发展却令先发国家十分恐惧。中国威胁论和扼制中国的论调在一个逻辑起点上不断攀升。“世界大同、天下主义、世界主义”,在冷峻的现实面前荡然无存。为了生存与发展,为了切实而有效地争取一个发展的外部空间,只有从本民族的立场出发,发展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实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国家振兴、人民幸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在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立场上,手段与目的达成一致。

  当代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中国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寻找进一步发展壮大动力的途径。苏联解体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成为西方假想敌。在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怀有较为深刻的亲切感,密切配合着每一次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改革进入更深层次后,诸多矛盾涌现,现代化道路上出现了诸多路障,中国的处境和改革开放初期,以至整个80年代相比,情况已大不相同。有学人用“群敌环伺,内政待修”来形容目前中国的处境,不无道理。在新世纪,如何进一步提升民族气节、培育民族精神,以充盈的精、气、神,使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在新的世纪里克服种种困难,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是这一问题的一个解答。“外抗强敌,内修民主”的思想渐渐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思想的核心之一。当一个民族的生存利益受到威胁时,其成员必然会作出反应。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中华民族饱经外来势力的掠夺和侮辱。这种屈辱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达到高潮。经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已经大为收敛。然而,进入1990年,尤其是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某些国家仍然沿袭19世纪以来帝国主义自私、腐朽、肮脏的思维,为了环境、资源、军事、政治、文化的利益,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进行明目张胆的干涉和损害。这种行为激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再一次觉醒,这与中国近现代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对民族利益的关注是一致的。中国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正是在这种背景中浮出水面。当下,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考虑在西方建立的“中心积累外围”的国际体系中,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才符合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从历史上看,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长久压制,任何使中国前途呈现希望的政治势力,都会遭到帝国主义者的打击。这意味着和平和共存是有可能的,但是需要争取。所以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两样都行,战争也可以和平也可以”,做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这也是当代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的题中之义。在战争与和平的发球权都不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一向都是处于接发球位置的情形,至今也未改变。如果要做到从容应对新的国际竞争局势,必须凝聚全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并联合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来共同努力,才有希望创造一个相互尊重、相对平等、长久和平与共存的世界。

  b 关公文化的亚洲化是地区价值意识的建构趋势

    2004年9月3日亚洲世界34个国家的82个政党齐集北京,举行为期三天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会议期间“亚洲复兴”成为了各国政党的共同关注的话题,人们应该意识到,亚洲世界已经处在了自身历史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最近的十几年里,正如人们所频繁谈起的那样,亚洲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经济上获得了超越其他区域的发展速度的同时,亚洲世界的内部政治合作与制度安排,也明显取得了可喜进展。在亚洲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日益增多的大趋势下,自2000年始的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也正成为亚洲世界寻求更高程度政治合作的一部分,是对亚洲世界内部整合的进一步加强和补充。亚洲世界的政党合作,标志着亚洲世界内部合作已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也说明一种清楚的亚洲意识,正在亚洲世界得到生长、保护和传播。没有对亚洲世界的命运共同感和对一个共同的亚洲世界的向往,很难想象有这么多亚洲的政党会走到一起,为亚洲的前途进行共同谋划。在2000年9月马尼拉召开的第一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上,各国政党就共同提出了建设亚洲共同体的建议和目标。但又必须正视的是,“亚洲共同体”建设所赖以支撑的“亚洲意识”,在亚洲世界还并没有发育到十分成熟的地步,亚洲世界还需要在这方面,做出艰苦努力和有创造性的新探索。一方面,亚洲世界可以自信,相对于以往的历史经历,“亚洲意识”在亚洲已具备了深厚的物质、制度与精神的土壤。“亚洲意识”在近些年的兴起,是在该区域民族国家普遍获得独立自强的情况下产生的,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欧洲世界的一体化经历来看,民族国家的普遍成熟,实际上反而为超越国家民族创造了可能。而从亚洲自身而言,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年内,此一区域也曾有过“亚洲意识”的思想流传与政治实践,但在一个各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还普遍得不到尊重的历史年代,这种区域观念不仅没有给亚洲世界带来福音,反而成为了区域内军国主义强权的一个思想借重,给亚洲世界带来了深重苦难。
  但是,今天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在20世纪下半叶里,亚洲世界通过艰苦努力,逐渐摆脱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起了完整的国家制度系统,各民族国家普遍成熟,普遍具备了保卫自身安全和捍卫自身独立自主意志的能力。在此背景下,“亚洲意识”对亚洲各国来说,不再是压迫的工具,而是进一步解放自身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亚洲世界又要看到:在国家民族意识成熟后才发生区域意识兴起,这也意味着亚洲世界要在保守民族国家意识和超越国家民族之间寻求平衡。地区意识的生长并不必然要以国家民族意识的淡化为前提,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各欧洲国家的民族特性,反而加强了各国的民族国家意识,但与此同时,一个共同的“欧洲人的欧洲”的欧洲意识,令人吊诡地也相比以往得以大大增强。如何理解民族国家意识与地区意识同时增长这种看起来不可理解的现象?实际上,欧洲是在做加法而非减法,在近半世纪以来不是寻求消灭民族国家间的差异,而是寻求建构共同知识思想和制度空间。在欧洲内部各民族国家的差异被保存的同时,各国之间的共同点也大量被创造出来,成为了联系各欧洲国家、使之合为一体的新纽带。欧洲的这种经历和经验值得亚洲世界省思和借鉴。有迹象表明,亚洲各国的领导者已经对此有所认识,而亚洲也正走在类似的道路上。在这次会议上,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西塔拉姆·亚秋里就说:“尽管各国政党的历史背景、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为了解决各政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是就共同利益的交汇点进行讨论。”一个致力于寻求和创造共同点的亚洲,正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以及其他亚洲政党和国家领导人所说的那样,将使使亚洲从一个纷争的地区,变成一个合作的地区,从一个经济分裂的地区,发展成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地区。亚洲的这种趋势是亚洲的幸运,也是中国的幸运。

  英国著名思想家罗素曾在《中西文化比较》一文中指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历史表明,不同文化间的融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久远,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曾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印度古代宗教文献《奥义书》中阐述的思想于公元3世纪传入欧洲,丰富了处于初创阶段的基督教教义,而基督教中的轮回、隐遁、灵智等内容也无疑受过佛教的沐染。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进一步认定,欧洲的宗教来自一个很远的源泉即东方。启蒙时代的欧洲更是从中国的政治思想、制度及文化中,借鉴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内容为即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积聚智能和能量。近年来东方宗教、哲学在西方再度兴起,主要是因为西方在物质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则出现危机。物质欲望和权力意志笼罩下的西方文化相对忽视心灵的安顿和人性的完整,似乎不能解决其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许多西方人开始求诸于东方文化,认为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可以带来人的内在精神的自我解脱,可以启迪人的直觉智能,体现人与神、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这在一定程度上缓释了西方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并有助于东西方国家间关系的调整与发展。

  东亚文明合作是构筑亚洲地区未来合作的关键因素,鉴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对东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周边的战略,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国文明在地区合作中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使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文明成为凝结东亚及亚洲认同的重要纽带。而且,权力全球化必须建立在权力地区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的和平发展,也不能忽视权力地区化这个中间环节。中国要增强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文化共同体,以此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集团依托。所谓文化共同体,是指同一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组成一个同心圆似的共同体,其文化的核心亦为其实力的核心。文化共同体中的核心国家不但可以给共同体内部带来秩序和稳定,在地区范围发挥公认的影响,而且可以利用共同体这个集团作为依托同世界其他国家集团、国际组织、文化共同体竞争合作。中国作为一个和平发展的大国,在成为具有世界贡献的全球性大国之前,应该渡过一个以某种区域性集团为战略依托的必经阶段。我们不妨借用“扇形模式”作为描述这种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性战略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中国就像坐北朝南的扇轴,其东南方向面临亚洲—太平洋区域为扇面,同这一区域大小不一的各个国家的联系好似一根根扇柄,古老的中国谋略就像是摇动这把扇子的手。显然,中国的香港、台湾及新加坡、日本、朝鲜、韩国等受中华文明滚滚的华人圈都是构成中华文化共同体之扇的关键性扇柄。这种文化共同体成熟后,可以向经济共同体或安全共同体转化。因为目前全球范围内的各种安全共同体,不论是北约,还是南美共同体,无论是东盟还是美加共同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共同体成员国之间拥有共同的认同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的文化共同体将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权力依托资源。正如欧洲统一之父法国人让·莫内就欧洲一体化可能遇到的问题充满自信地指出:“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

  东方国家也没有因为遭受过西方国家的侵略或殖民统治,而将西方文化一律拒之门外。以东亚地区为例,东亚国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并正在东亚道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一种具有浓郁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主要表现为:第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大多数东亚国家从近代以来落后、贫困的历史和近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切体会到,科学知识和技术是构成生产力、综合国力以及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东亚有过技术领先的时期,也有过至今仍让世界受益的发明创造。但在一般意义上说,传统的东亚文化甚至整个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缺乏科学分析、实证精神和理性主义,一些技术发明并没能带动科学技术的普遍繁荣,这在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表现尤为明显。然而,如果科学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物质利益成为人的图腾和崇拜偶像,则这种理性就会压抑人的价值、目的和主体性,科学理性就会退化、萎缩,人的本质也会因劳动异化而出现异化。东亚国家注重取二者之长,协调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第二,个体精神与集体精神相结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深入,个人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个人利益也得到更多的确认和保护,但东方民族的家庭观念、集体观念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集体主义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对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个性化、无序化现象显扬的有效制约和引导。如果放任个人自由主义蔓延和国民意识淡薄,不但会使东亚国家长期培养起来的集体主义信念和爱国主义信仰崩溃,而且还会导致国家在更广泛的领域陷入困境。经过发展的集体主义不同于传统的集体主义,它既维护了整体,又照顾了个体,是整体与个体的有机统一。第三,竞争精神与和谐精神的结合。东亚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学习了西方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勇于开拓的精神,同时也逐步意识到道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保持和谐、亲密关系的自然主义,可以从根本上减少或缓解环境、资源遭到过度破坏、社会心理高度紧张带来的问题,认为可持续发展才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东亚文化模式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东方中华文化在保留自己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的结果,从总体上说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发展,也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理解、交流以及地区安全形势的进一步缓和。

  冷战的结束拆除了阻碍不同地区、不同制度国家交流的樊篱,为文化流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又冲淡了许多国家之间的界线,互联网的发展更是大幅度改变了信息、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量、流速,人类第一次拥有如此便捷、普及的文化交流手段。从理论上说,互联网络既是一种信息能在瞬间生成、瞬间传播、实时互动、高度共享的传播媒介,同时也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等参与精神的新生活方式。人们在宣传自己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的依赖性也不断增强,文化的世界和世界的文化似乎越来越联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地理、历史、政治和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文化地图又分化为数个彼此衔接的文化区域。各区域内文化联系更为紧密,文化流动更为频繁。与正在形成的各经济区域相对应,当前的文化区域大致可分为欧洲区、美洲区、亚洲区以及非洲区等。文化区域主义,主要是指存在特定文化关系的同一地区或更大范围内的国家,出于文化及其它方面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为了给区域内国家展开广泛、深入的相互合作创造更好的氛围和条件,并使本区域文化在同其它区域文化的比较中展现出不同的内涵和活力,在加强本国文化建设的同时,不断加强同有关国家的文化交往与合作的思想观点和表现。蓝色的太平洋一如既往却越来越深刻地将亚洲国家的命运拴在了一起,大力推动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共同发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甚至在西方文化浇灌下成长起来并长期将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美国比任何时候都强调自己是亚洲国家。美国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用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美国强烈的亚洲情结:“我凝视亚洲繁荣之花,便看见美国复兴之果”。而其副手、分管亚洲事务的温斯顿·洛德则直率地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与内政之间的关联在亚洲比其它任何地区都要显得密切。”与美国有意将太平洋变成由美国文化控制的内湖不同,更多的国家希望以现有的多元文化为基础,在保持各自文化特质、照顾各方文化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平等交流,共同建设东西文化互补、富有朝气的区域文化即以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在突飞猛进的区域经济的带动下,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时代将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继古代地中海文化时代和近现代大西洋文化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标志性文化时代。

  b 亚洲意识亟待关公文化精神复兴亚洲文化运动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为人类进一步发展服务。文化输出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没有输出也就无所谓交流。问题的关键在于,输出是为了加深彼此间的理解、信任,以文化沟通、交流带动共同发展,还是为了改变他国的文化模式、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从中谋取阶级、国家或社会集团的私利。后者与其说是文化输出,不如说是文化侵略。某些西方国家深谙文化上取胜即可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前苏联等国意识形态的迷失,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西方的政治家和文化战略家。冷战结束后,“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广大发展中国家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直指对象。

  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翻版,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文化领域的突出反映。它主要表现为纵向的文化霸权即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以及横向的文化扩张即强行扩大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影响范围。以美国为例,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但面对日渐发展的多极力量,美国对自己能否确保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不无担忧。为此,美国国内曾掀起过关于美国实力、地位问题的大辩论,结果“上升论”更充分地表达了美国决策层的心声:美国除拥有军事、经济优势和明显有利的战略态势外,还拥有文化和信息等方面的优势,美国可以利用这些优势确保下个世纪继续是“美国的世纪”。此外,经济的持续景气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助长了美国推行文化渗透、扩张的气焰。美国一面加强外国文化进入美国的限制,一面大力拓展并占领世界文化市场。据统计,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农作物和工业制成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和书刊等。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美国还大力发展全球卫星视听系统,以宣扬美式民主、自由观念。仅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美国广播公司等几大媒体发布的信息量,就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事实上,在网络硬件、软件及网络信息传输等方面,美国当前仍处于主导地位,与其它国家之间形成了强大的势差。以绝对的信息优势为基础,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域宣扬美式文化或攻击他国文化。美国还特别重视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寻找文化“接口”,通过多种途径培植亲美文化势力。尼克松曾说过,“播下思想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为增强对亚洲国家的攻心战效果,美国不惜斥钜资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用多种语言不间断地向区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煽动性广播。美国自负地认为,“信息革命击碎了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壁垒,帮助我们赢得了冷战的胜利,没有一个专制者能够在美国有线新闻网向其国家播放节目时长期安然无恙地存在下去”。此外,美国还不断鼓吹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有限、人权高于主权,以及国家间不设防等论调,为其文化扩张制造舆论和理论依据。有文化扩张就有文化保护,对于美国文化的泛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开始注意维护文化主权,甚至同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国等国也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法国还做出决定,取消街道上的英文字母,一律换用法语,并正式提出“保护法语”的口号,其主要意图之一在于防止美国文化对法国的侵袭。欧盟与美国也就文化产品进入权等问题长期争执不下。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都不同程度地抵制了美国文化。韩国更是坚持现代化不是西方化,并树起“文化民族主义”的大旗。关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韩国前总统金泳三坚持认为,韩国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但同时韩国必须重新发掘自己道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必须培育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在美国等少数国家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面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力不足以及经济、文化处于转型期等原因而显得较为被动。但多数国家都已认识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使整个区域美国化并使其成为美国的附庸。这深刻揭示出当前东西方国家主权斗争的文化性质,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提供了精神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亚洲意识”既是亚洲国家进行国家建设、确保社会稳定和抵抗泛西化浪潮影响的现实需要,也是它们利用自身现有文化资源,试图以“非西方”的价值意识抵制西方的价值意识,从而达到团结国内各民族力量、积极抗御外侮的精神体现。亚洲国家捍卫本国、本地文化和主权的坚定立场,与美国构筑文化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以西方为中心、以东方为边缘的大西洋时代延续了4个世纪后,历史将机遇推到了亚洲地区的面前。对大西洋文明烂熟于心的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带着对世界文明的终极关怀,预言“在人类的下一个阶段,西方将把其主导权移交给东亚”。汤因比信奉文明有机体理论,对文明的演进和时代的变迁有一种独到的感知能力。但在展望一个新文明有机体横空出世的同时,也隐隐透露出对旧文明机体可能逐渐从历史舞台中心位置淡出的遗憾。事实上,文化运动和社会经济、政治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统一性。以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兴起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中国的发展和东亚的腾飞又是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兴起的信号和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遵循新的发展逻辑和规律。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应当和平共处,一律平等。国家有大小、强弱之分,而各国文化作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理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由于多种原因,现在亚洲地区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文化上不平等的现象。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势必严重阻碍国家间的平等交往与合作,违背国家利益共存的趋势,并可能在客观上鼓励少数国家推行文化扩张和强权政治的政策,从而最终会损害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亚洲地区的发达国家不要自负,发展中国家也不要自卑;西方国家要自省,东方国家要在现有基础上更加自强。文化平等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区别于旧时代文化的突出标志。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各子系统之间应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如果一种文化能够长期存在并继续发展,其自身必定包含有内在的合理因素。列宁曾经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进步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而且,文化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有进步,在交流中才能有发展。每一个国家、民族都应取不同文化之长补自己文化之短,这样才能推动各种文化进一步完善,同时拉近各国在文化及其它问题上的距离,扩大各国共同的利益基础,密切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学习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倾向,即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闭关自守主义倾向。两种倾向在亚洲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前者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无视其它文化的优长,认为文化交流就是以自己的文化同化其它文化。后者则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来文化必然会影响本国文化的生存并可能危及国家的安全,因而产生强烈的排外情绪并拒绝文化交流。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甚至会以种种形式加剧国家间的分歧或矛盾。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个性是文化的生命,个性不同的文化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想、智能及人文环境。民族性鲜明的文化才是最具交流价值的文化,各国文化决不能因文化的交流而弱化本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处于文化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增强文化鉴别能力,抵制外来文化的倾销甚至扩张,防止造成本国、本民族个性文化的混乱或衰败。多年以来,中国在继承优秀道统文化和充分考虑实际国情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从而成为坚持文化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典型范例。总之,共性离不开个性,只有各国个性文化的活跃、繁荣,才有亚洲地区文化的整体繁荣。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应“可口可乐化”,更不应“殖民化”。文化帝国主义是地区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必然遭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坚决反对。

  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应当有助于培育新的安全观念和营造新的安全环境。随着各国交往的日趋频繁,文化关系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仍将进一步凸显。与体现了协同、包容精神的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相一致,以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及共同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将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文化安全不仅是地区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将成为维护亚洲地区安全的必要途径;文化合作可以为区内国家的政治、安全合作创造宽松、和谐的气氛,同时也将从更深层面上增强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性;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共同繁荣是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象征,而亚洲地区的共同安全也将为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走向辉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人类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成千上万个民族,这些民族有着不同的经历,也有着不同的命运。在历史浪潮的无情涤荡下,一些民族衰落了,一些民族消失了,但也有一些民族生存下来,并且逐渐兴旺发达。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遇到过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她靠着自己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而坚韧的凝聚力,历经磨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发展与进步的推动力量,是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和曲折的历史过程。以关公文化为渊源的中华民族的始祖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在同各个部族之间的交往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凝聚力。这种力量加速了中原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进程,直接促使以中原地区华夏族为核心的汉民族的形成。随着华夏民族的崛起和强大,民族凝聚力得到进一步强化,成为推动民族发展的巨大力量。

  在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道德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民族凝聚力的增强起到过巨大的作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是一个崇尚人伦道德的民族,外来宗教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色彩的东西被吸收,而且被改造、融合在人性修养的理化和方法中。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程朱理学,正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为本,并吸收、发行了佛教、道教的哲理精华而发展起来的新价值意识。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主要是靠“德教”和“德治”形成的。古老的中国从来没有因为宗教发生民族战争和民族分裂,相反却因人伦道德教化而不断发展和强大。所谓以德治国,就要以道德来教育人民,以高尚的道德理想和行为标准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依靠道德力量来凝聚人心,统一意志,鼓舞精神,培养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活秩序与政治秩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决定其精神质量的本质内容是思想政治道德,这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不断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只有依靠德育,通过德育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德育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人民的生活质量,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国家政治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知识社会需要人文精神、价值理想,而正在走进知识社会的人们又容易只见物质、功利,而丢失精神家园。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虽然缺乏与现代性联系最紧密的科学与民主两种质素,但如果仅用民主科学这两样东西来对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的文化资源进行一种判断,那是愚蠢的。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中有着关于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等丰厚的资源,如人的充分自我发展,理性地面对失败,正确对待义利、幸福以及生命智能、精神价值、人格修养等。它们可以培养中国人的文化能力、伦理的智商、体察自己和他人以及如何在逆境中抗争,使人能更深刻地洞见人世的人文知识、精神价值和人格素养。这些东西不仅不会反对民主、科学,反而使民主与科学的发展有了后盾,更符合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特色。这里的标准自然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平心而论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传统经过一千多年来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尤其是经过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化的洗礼,已经融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理念,科学与民主这两样东西开始真正深入人心。世界上恐怕不会有比中国到发达国家去留学深造的人数更多的国家,不会有那么众多的人把英文掌握得相对较好,也很少有像中国这样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科技后,自己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只要我们在吸取他人之长时不要丢失自己的宝贝,只要我们能正视自己文化传统中致命的弱点并加以克服,只要我们注重四个现代化的同时也注重政治民主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且使三者秩序渐进,互相促进,互相影响,那么,中国道统的复兴和现代化的辉煌成功必然相互推动,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地位肯定会日益提高,从而推动中国以文化资源优势承担全球化冲击下的亚洲地区价值意识的建构。亚洲意识虽然凸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时,并在1990年代以来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但是,亚洲意识的历史却绝不是仅从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才开始,甚至也不是从20世纪才开始。实际上,亚洲意识扎根于东亚传统,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诞生于东亚政治独立之际,突显于东亚经济腾飞之际,并在1990年代受到了更为强烈的关注和引起了更为激烈的争论。无须琐述,由于亚洲意识是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亚洲意识自然是扎根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渊源的中华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对内富民安邦,对外和兴万邦 ”价值意识为主体的东亚传统之中。亚洲意识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撞击的近代。这种撞击主要表现为西方枪炮的轰击和西方观念的冲击。为了救亡图存,19与20世纪之交,亚洲各国的志士仁人掀起了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涌现了一批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在日本有冈仓等人,他是亚洲较早提倡“亚洲文化上的统一”的思想家;在中国有孙中山、梁启超等人。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具有许多渊源关系:

  1、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一般都走出了本土,看到了世界,对西方文明有了更多的真切认识,并热心于在本国倡导现代化和向西方学习;

  2、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感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之处,从而重新回归本土,对西方文明提出了诸多质疑乃至反对。

  3、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通过走出本土而走向世界之后又重新回归本土,便将本土意识扩展为一种 超越本国国界的亚洲意识或东方意识。正如《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的作者艾恺所说的那样:一个文化民族主义者如果他本身“西化”越深,他便越对界定国家文化认同对象感到强烈与迫切,其最终发展的高峰便是一种“超越国家主义”的泛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或运动,即由国家到国家群体。概括地说,就是以“文明的亚洲”或“亚洲的精神”对抗“物质的西方”或“西方的物质”。上述论点不无根据,孙中山晚年便主张大亚洲主义。大亚洲主义并非一般地反对西方,而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孙中山认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亚洲文化则是“王道的文化”。这种“王道的文化”是我们固有的文化,是“仁义道德”。

  4、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对西方的霸道文化表现出一种反抗。一方面,亚洲民族主义者们反抗欧洲的控制,例如,孙中山主张实行大亚洲主义,要“为亚洲受痛苦的民族”去抵抗欧洲强盛民族;另一方面,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也反抗西方对话语权的垄断,反对西方文化的独尊,寻求亚洲文化的自尊。

  5、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也表现出整体主义的倾向或特征。孙中山认为,自由这个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为一盘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便要大家牺牲自由。”由此可知,孙中山所讲的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有所不同。他讲的是民族、国家的自由,而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

  6、与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一样,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也表现出一种文化渐进主义的倾向。孙中山认为,中国要走上正常的民主政治轨道,必须经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军政时期是破坏时期,施行军政,以革命武力打破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气;训政时期是过渡时期,训练人民使用民主权利;宪政时期是建设完成时期,开始施行宪政。上述三个时期是相互衔接的完整过程,也是一个以循序渐进方式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亚洲意识的倡导者们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者们的这种渊源关系,意味着亚洲意识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具有渊源关系。因此,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就是亚洲意识的胚胎;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亚洲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标志着亚洲意识的孕育。

  亚洲意识虽然孕育于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之际。但是,由于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处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的屈辱地位,不可能真正“站起来”提出作为寻求民族自尊的文化诉求的亚洲意识。说到底,亚洲意识并不是靠被西方文化击倒了的亚洲人“喊”出来的,而是靠站起来了的亚洲人“举”起来的。只有当亚洲国家独立之后,“站起来”了的亚洲人才有可能将亚洲意识的胚胎降生为正式来到人世的婴儿。亚洲地区既有着古老的文明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吸收了现代文明的诸多形式和内容。从理论上说,亚洲地区最有可能培育出兼有“和为贵”精神又有民主与科学理念的区域文化。既然亚洲各国已同处一舟,各国就完全应该以地区成员的角色促进区内国家之间以及与区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加快中华以“忠、义、信、仁、礼、智、勇”为核心内容的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速度。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不会成为冲突的起源,反而可能缓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现有和潜在的冲突或危机。当然,在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各国文化必然还要进行长期的磨合,也不能完全排除文化分歧、矛盾诱发局部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文化毕竟还要受到经济、政治及其它国家利益因素的制约,而且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一时还不会自动从亚洲地区消失。但是,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看,和平是人类共同的呼声,合作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新的世纪里,新的以中华以关公文化精神为核心的亚洲文化必将与太平洋上的旭日一起冉冉升起。

  21世纪的中国是在时代大潮中搏击和经受考验的中国。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人们的理想需求分外紧迫,理想信仰的争夺战已经开始并日趋白热化。各种理想以及打着理想旗号的思想赝品都呈现在我们面前。面对这样的现实,探讨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文化建设的内在机制,构筑凝聚中华民族为核心的亚洲地区的共同理想,实现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的整体协调发展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关注。人类文明的积累,历史的积累,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是人在知识总量的积淀,是精神财富的积累。文明程度越高,人们用于追求精神财富的活动就越多。因而,社会越发展,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意义就越大,构筑社会的共同理想就越迫切。我们坚持历史的唯物论,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最终价值。应该看到,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人是受思想支配的,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很大的反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讲,对社会精神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就是对社会生产力的整合与开发;社会共同理想的构筑,就是构成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群众基础。广大民众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人心向背,最终决定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以关公文化融合着儒释道文明所体现的“忠、义、信、仁、礼、智、勇”价值意识所形成的亚洲的价值意识的科学精髓、凝聚真理的程度,与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区域政党政治的国际化发展程度,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在亚洲地区的自我更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程度,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改革、发展大业的全局息息相关,是一个事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严肃的人类重大的道德价值意识的选择问题。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它的进程和量度总是同人的社会责任的扩大紧密相连的,而人的社会责任又是同人的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分不开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表现为人自由选择的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从而人的社会责任也随之扩大。在当代新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和更加尖锐。当代科技的巨大进步,既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力;它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巨大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带来人控制不了的破坏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严重后果。在当代科技革命条件下,人类的明天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人们自己作出怎么样的选择,取决于人类怎样使用自己的能力和手段。在高度的人化、庞大的文明与严重的异化、全球的危机相互并存、相互交织的现时代,人类的社会责任日益增大,人类的道德选择显得尤为重要。在现时代,人类必须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对地球和对人类命运所应负的责任,明智地认识自己在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有效地控制技术系统,有效地驾驭和调控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可喜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乃至布衣百姓,都开始懂得相互理解、合作、协调的重要性,认识到全体的、整体的利益高于局部的、个别的利益。世界的东方礼仪之邦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以关公的“忠、义、信、仁、礼、智、勇”融合体现的中国儒释道的道德精神作为普世价值建构亚洲地区的价值意识,以探索拯救人类的共同价值积极进行道德选择,中国就能以人为本的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促进建构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做出贡献,人类在全球时代的未来就一定会更美好。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上便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加速相互影响和某些方面趋同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长足的进展,一个国强民富的大国形象逐渐展现在世人眼前。但不可否认,中国在经济、文化等发展方面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除中国自身的不断努力外,中国还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成就为中国所用。马克思说过,未来新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成就基础之上的。这个“高度发达成就”,当然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化、政治等层面。新的时代要求中国有更博大的胸怀,跟上国外最先进的社会发展潮流。中国有责任了解国外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形成的新建树与新进展,通过不断引进国外新的、先进的思想、优秀的文化成果,来丰富开阔中国的视野,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的问题,以期在同一发展层面上与世界对话。全球化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生生的不争事实,它已经并将继续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世界是全球化世界,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面对人类这一最富挑战性的现象,世界各国政治家和学者有何感想?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利弊祸福何在?第三世界的人们对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程的反应如何?作为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全球化的影响作用因地方区域不同而差异很大,因而也应该允许它因区域不同而引发不同的讨论,而不管这个文化圈是全球化的得益者还是受害者;这种现实的发展趋势和环境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采取政治措施的必要性,通过这些政治措施,将来人类一定能以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调控世界经济,达到比现在更公平地分配经济成果的目的。

  我试图通过对以“忠、义、信、仁、礼、智、勇”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资源的全新解释,使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亚洲地区文化建构的责任得到了应有的阐释,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主导性的影响一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使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较为广泛的范围得到较好的回应,成为我们今天与西方文化交流对话的践行者。我致所以选择以关公文化透析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建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作为自己的思想创造的出发点,除了个性方面的因素与历史背景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对关公文化精神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内在价值的肯定。可是客观地看,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融合宋明理学奠基于魏晋以来的玄学与隋唐高度发达的佛教文化,以及道教文化的亚洲化视野,世界人类文化学家以及战略家、政治家依然缺乏深刻的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文化承担着双重的使命,一方面需要把民族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剔除那些不合时宜的部分,以期更加顺利地推动民族文化的进步,不至于在世界文化大潮中落伍。这种珍惜与清算并重的责任,使能够对东方道统文化精神抱有敬意与同感的有志之士,能够清醒地认识中印两大文化融合而创造出更加灿烂新文化的过程,我们不能不意识到外来文化的源头活水,在任何时候都是民族固有文化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强大动力。可是对任何一种富有历史深度的外来文化的吸收理解,继承创新,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认真学习之后才能实现。关公文化精神就是这种文化转型的一种特殊形态,但作为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思想成果,却永远不会因此而丧失其应有的价值。我相信在未来相当长的岁月,我们还不得不在全球化背景下继承创新关公文化精神以及东方道统文化精神,不论我们是否喜欢这种结局,但清醒地考察全球化的文化动态,它肯定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以关公文化精神分析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亚洲意识推动亚洲文化复兴运动,是未来全球化时代喜爱和平发展与安全合作有志之士的努力方向,同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前辈们那样,以各自不同时代的认识思考为基础,更加积极而务实地面对现实,开创未来以关公文化精神重构东方道统文化精神的价值本位,建立适合现代精神需要的新型亚洲文化复兴运动的准备当中,这就是我的衰心期待。长期以来东方道统文化承担着兼济天下的主要预言者与建设者的文化精神,我深深的相信在如此喧闹的世界不会寂寞寥落!(http://www.yuehousheng.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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